大学生话剧的热潮在盛夏的校园里涌动。

　　兰州大学大学生话剧团的《上海屋檐下》刚刚谢幕，西北师范大学话剧社的《老柿子树》又隆重开场……

　　它们不应该被视为只是简单的学生演出。或许从明天开始它们将影响话剧，也或许，从明天开始话剧将影响他们的人生。

　　大学生版《老柿子树》 
　　话剧《老柿子树》甫一落幕，台下的杨晓文就被学生们“起哄”到台上发表点评。

　　置身于容纳500人的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厅的舞台中央，看着沸腾的场面，杨晓文的心也在沸腾，除了鞠躬致谢，他没说一句点评的话。

　　“孩子们是用真情真意表演，我第一次感觉自己的作品没有被‘强奸’的痕迹。”很显然，这一出大学生版的《老柿子树》给杨晓文的触动不小。作为话剧《老柿子树》的编剧之一，杨晓文被邀请参加了西北师范大学话剧社成立后的第一部作品——《老柿子树》的首场公演。话剧《老柿子树》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背景，以陇南山区一户李姓人家的家庭变迁为主线，讲述了一个有关亲情和故土的故事。该剧自2003年问世以来，长演不衰，深受观众欢迎。西北师范大学话剧社继去年成功排演大学生版话剧《兰州老街》后，又将该剧作为重点剧目进行排演。

　　也就在刚才的演出中，坐在台下的杨晓文看着舞台上张老爷的长袍马褂，还忍不住笑出声来。“那个演张老爷的学生穿的服装袖子短了一大截，看着有些滑稽。”

　　事实上，这样的“硬伤”还不少。这一点，汪汉很清楚。

　　今年即将大学毕业的汪汉是《老柿子树》的总导演。4年前进入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时，他写了一个话剧剧本《纸包子》，这是以2008年的“用纸箱做包子的假新闻”为背景创作的一出话剧短剧。这个短剧参演了那一年全校的第六届话剧节。“高中时就想排话剧，可惜没有机会。”大学二年级时，汪汉又创作了一个剧本《奶粉》，讲了一个“三聚氰胺奶粉”的故事。也就在这一年，他被学长邵小龙拉着去参与院级话剧《屈原》的编排。

　　排《兰州老街》，不仅是汪汉自己的一个转折，也可以说是话剧社的一个转折。“之前，我们排的话剧多以历史剧为主，比如《蔡文姬》、《屈原》等等，话剧《兰州老街》开启了我们走贴近现实题材的路子。”汪汉从《兰州老街》开始了他的导演角色。这种转变给汪汉他们不少“惊喜”。《兰州老街》的成功，让西北师大已经举行了七八年的话剧节的名声终于在整个安宁一带的高校中彻底“红”了起来。没多久，西北师范大学话剧社正式成立，而这意味着，之前的以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为主的话剧活动终于从院级升格为校级了。

　　“舞台布景不专业，音乐配合也有问题，还有很多，我知道这个戏欠缺不少。”做了80多天的导演，汪汉对自己指导的这个戏再清楚不过了。
春柳社和南开话剧 

　　关于中国话剧，有个“两条渠道输入论”的观点，即一条是春柳社，1907年10月从日本间接地将西方戏剧品种输入到我国的上海等地；一条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1909年初自欧美直接将西方戏剧形式首次输入到津京等地。这两条渠道汇合、发展形成中国话剧。

　　“春柳社是1906年由中国留日学生组建于日本东京，以研究各种文艺为目的，并最先建立了演艺部。创始人李叔同、曾孝谷，先后加入的还有欧阳予倩、吴我尊、黄喃喃、李涛痕、马绛士、谢抗白、庄云石、陆镜若等人。”兰州市文艺创作中心专业作家杨晓文说，在春柳社成立十年后解散的那一年，我国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的弟弟张彭春创作了独幕剧《醒》。“《醒》是按西方悲剧观念创作的一个独幕二景剧，愤怒地指斥了辛亥革命后贪污腐败的官场。《醒》剧1916年10月9日在南开学校举行首演，当时在南开的周恩来参加演出，饰演了一个叫‘冯君之妹’的角色，张彭春本人也在剧中饰演了角色。”

　　身为一校之长的张伯苓思想开通，他领导南开话剧活动历经数十年，还初步建立了“剧本制”。南开话剧自1909至1922年是出于培养救国救民的人才而进行的，并以自己编剧为主，南开培养出了以曹禺为代表的一大批剧作家、表演艺术家孙瑜、金焰、黄宗江……

　　“追本溯源，大学生话剧历史不算短，职业剧团是以后才有的。”杨晓文说。

　　挡不住的青春热情 

　　省内高校中，兰州大学也有编排话剧的传统，话剧气氛相对来说也比较浓郁。

　　今年，兰大的学生话剧在平稳中迎来了高潮。《暗恋桃花源》、《恋爱的犀牛》、《雷雨》、《家》、《原野》、《骆驼祥子》等或现代或经典的剧目悉数在校园内上演。特别是比西北师范大学话剧社早一年成立的兰大大学生话剧团，在百年校庆中公演了一出三幕剧《原野》，学校里的很多同学就因为这出剧对话剧产生了兴趣。

　　通过大学话剧团的一些演出，让更多的同学拉近自己与话剧的距离，懂得什么是话剧甚至因此喜欢上话剧，这也是西北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研三生邵小龙参与学校话剧活动七年之久的最大心愿。

　　从在山丹老家上高中时第一次在话剧《白毛女》中出演穆仁智，到今天在《老柿子树》中出演三爷，邵小龙对话剧已经从单纯的喜欢变成深深的热爱。“很快乐”是他对自己这几年演员生涯的总结。而培养一批话剧观众，是他对大学生话剧活动的意义总结。

　　“大学生话剧促进了高雅艺术在校园的传播，它成为网络之外，大学生精神文化层面的一个重要补充。”邵小龙说。

　　同样是因为喜爱话剧，兰大大学生话剧团团长王进说，当学校提供了大学生话剧团这样一个锻炼平台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次机会。

　　尽管邵小龙自己没有拉过赞助，但他清楚，为一场戏的演出跑出去找赞助的难处。

　　汪汉说，《老柿子树》的服装是学校领导出面找话剧团借来的，靠他们学生自己出马办这件事，“还不到火候”！让汪汉感到兴奋的还有，这一次排戏，还因为学校领导的支持，专属教师的排练厅成了他们排练的场所。曾出演过《原野》的兰大学生赵文洋说他们没有这样的待遇，“学校也没有专门的话剧排练场地，剧组成员只能‘打游击’，很不方便”。

　　“不方便”还表现在走出校园。邵小龙说，“钱”的作用体现在不少地方，他们排的戏，想要“动”一下，就需要钱了。所以，一直以来他们的戏只在校园里演，无法走出去，一个最大的原因自然是“缺钱”。

　　一样的原因，在兰大榆中校区排练的话剧，基本上没有在兰大本部或兰州城区上演的机会。“演话剧不盈利，没有收益，而演出的道具、服装、人员、交通等都需要较大花费。”一位不愿具名的同学透露，“其实当初《原野》上演后反响不错，西北师大曾经想过要让剧组去他们学校友情演出，但一听我们这边的经费预算，就再没有下文了。”在职业剧团排的戏都找不到观众的现状下，大学生话剧更是找不上愿意为它买单的主儿。

　　“话剧社团是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制度建设不是很规范，而排练一出话剧往往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且对角色理解要求很高，经常一个动作或一句话一个眼神都要反复揣摩很多次，这都不免使成员产生负面情绪，许多人在排练的过程中兴趣耗尽，加上其他各种因素，有时候会有演员选择中途退场。”赵文洋说，其实最打击大家热情的还是一场戏排出来演出时，却不能让学生们产生足够的关注度，每每演出的时候，经常需要院级以“签到”的形式来保证上座率。“往往我们不少人的热情就是被这些东西耗掉了。”

　　年轻人的热情是有限的，也是经不起消耗的。不过，年轻人最多的就是热情。

　　兰大话剧团第一次演出《原野》时，剧中男主角仇虎的扮演者方正同学，曾经连续在多个下午仅练习一个跪地的动作就达三十多次，膝盖都磕紫了；同时，因角色需要长时间戴着镣铐走路，他的脚踝甚至被磨到渗出血来。当他在舞台上把仇虎演绎到淋漓尽致时，同学们大赞其是“本色出演”，参与筹备的剧组成员有的甚至禁不住为他流下泪来。

　　这两天，汪汉忙着办离校手续，即使忙得不可开交，但他的心始终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83天当导演的日子是他充实生活的开始，也是让他内心空落的缘由。“那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让人很留念。”

　　引领风气之先 

　　大学生话剧背着一个“业余”的烙印。

　　《老柿子树》首演结束后的那天晚上，杨晓文在路上碰到了一个熟人，是话剧院的司机，他的女儿在师大上学，也参与了这个戏的演出。路上，两个人就暄上了。“把我看得激动着，我们团的都应该过来看一下，这才是戏啊！”杨晓文的这位熟人直言不讳地说。

　　听着这话的杨晓文，心里是窃喜的，因为大学生版的《老柿子树》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没钱的孩子知道自己去哪里。“这个剧本应该是讲中国人、中国家庭的亲情的戏剧，孩子们在演出中传达出了它的本意。”这是杨晓文感到最为可贵的，“他们显示了更接近戏剧本质的、纯粹与鲜明的艺术特质，而且试图把戏剧推向它原有的轨道。大学生作为一个最年轻的文化群体，他们在舞台上表达对于戏剧的理解，生命的感悟，说自己的话，他们以戏剧这种最平和、最艺术、最文化、最有意义的方式表达着他们的文化干预。”

　　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

　　原封不动地照搬，让杨晓文觉得是大学生版《老柿子树》过犹不及的地方，还有在表演水准、舞台布景、灯光、音响效果等客观条件上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但这些不足在大学生们的热情面前，被宽容地忽略了。不过，不能忽略的还有兰州商学院、兰州交大、甘肃政法学院等，它们都有话剧社和话剧作品在校园内上演。“随着职业剧团渐渐走向式微，校园文化的不断兴起，大学生话剧有可能走向前台，或许它会形成一股势力，引领风气之先。”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想赚钱的。”汪汉在他的QQ签名里表达了他们的话剧观——对于话剧，他们有的只是热情。

　　应该意识到，这是“资本”，也是力量。